“白银连环杀人案”心理分析报告
在本刊2016年第19期，我写了一篇短文《“白银连环杀人案”的心理分析》，文章发表后收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，表示“不过瘾”，并敦请我专门写篇长文分析像高承勇这类人的心理。
这段时间以来，有两件事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，难以放下。
一件是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子事件。有舆论认为是贫穷导致一个人绝望而杀子，并且抱持着一种同情。说实话，看到这种在舆论市场上颇受欢迎的论调，我有一种绝望的感觉。贫穷确实是一个可以影响到行为发生的背景（其实什么东西何尝不可以是背景？），但它并不是杨改兰残杀四个子女的原因。真相可能并不愿意被人们所接受，那就是一种施虐-受虐型的家庭关系及对一个人心理的扭曲。而那些同情她的人，在内心深处，不过是自我同情。关于这个案例，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另一件，就是“白银连环杀人案”。凶手高承勇，还有他一家人、周围群众的那些表现，让我涌上各种复杂的感受。我发现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：只会从一个人的行为、“人品”（对可见行为的道德评价）去看一个人，严重缺乏从心理上去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意识和能力—但一个人在心理上是什么样的人，才最能暴露他的本质，也才最能解释、预测他的行为。高承勇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？长达28年，跟他接触的人竟然无一知道！而在他被抓获后，也仍然有人“不敢相信”、“想不明白，他怎么会去杀人呢？”，因为他“看上去很老实”，“没什么异常”。似乎，只要一个人看上去“老实”，行为上看不出“异常”，就没什么事或不会干出什么。
很打脸的是，那些“报复社会”的人和杨改兰、高承勇这类人，平时看上去都比较“老实”。没有人去想一下“老实”到底在心理上是什么意思，它是对某些心理的压抑和伪装，还是品行的外露？
鉴于太多的血泪教训，我真的想说，所谓的“老实”，可能只是行为上、“人品”上看上去老实，但这些人在心理上往往很不老实。而如果一个人在心理上很不老实，行为上、“人品”上的老实是靠不住的。
“白银连环杀人案”从一开始，就极大地考验所有人。28年来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（虽然有点痛苦），这个社会在高承勇面前，“识人能力”是很差劲的。而即使到现在，高承勇已被抓获，一些心理专家的分析，仍是些无意义的空话—他们比吃瓜群众高明点的地方就是掌握了一套冠名为“心理学”的术语。这样的案例是如此的典型，犯罪嫌疑人是如此的变态凶残，必须在心理上去解剖他。表面的描述和泛泛而谈毫无意义。
因此我希望能够提供一份粗略的、不以“专业”规范来写的心理分析报告，对高承勇心理上到底是什么人进行一些分析和还原，以供大家参考和批评。
由于无法进行近距离的心理观察，也不可能从头到尾梳理高承勇的人生轨迹，我进行心理分析的信息只能来源于媒体公开的报道。它存在一些困难，但从信息量及其价值来说，只要找准心理规律，分析没有太多障碍。
高承勇心理上是什么人？
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场景：
2016年8月26日，在白银工业学校的小卖部里，高承勇被抓获。此前他曾试图逃跑，但终被押进警车。这一天，已经等了28年。
警察问：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？
高承勇说：我知道，因为我杀人了。
而被抓的那天晚上，高承勇试图自杀，他的头重重地磕在审讯椅的凸起处，缝了三针。自杀不成后，他迅速地平静下来，坦承命案的所有细节，他记得每一起案子的所有细节，甚至几点几分。而当他说这些时，脸上是麻木般的平静，有人问他，对那么多死者和家属，你没有任何歉意吗？他面无表情地摇头，唯一流露出感情的，是他提起两个儿子，“我这事儿，孩子不会受影响吧？”
好，对于心理分析来说，信息量其实已经够大了。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高承勇在警察问为什么抓他时，一点也不装傻充愣，就这么痛快地承认了？
一般这种情况，犯罪嫌疑人会有三个心理动机。其一，作案后一直在恐惧中煎熬，不知道哪一天被抓，惶惶不可终日，他们虽然害怕被抓，但这种恐惧中的煎熬更让他们在心理上无法生存下去，因此在骨子里，其实渴望被抓住，以解脱这种痛苦。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，就是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因此他们一定最能记得起警察为什么抓自己，也会非常痛快地承认。高承勇看上去符合这个特征，但并不属于这种情况，他在多年的生活中并没有惶惶不可终日。而且，属于这种情况的嫌犯，“心理素质”（我们已经指出，这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用词，导向是很危险的）并不强，但高承勇却极为冷血，极为平静。
第二个动机，是犯罪嫌疑人其实心理非常脆弱，很怕警察，所以一被抓住，在心理上不敢有任何反抗。这种情况下，犯罪嫌疑人所作的案，都不是什么很凶残的刑事案件，高承勇当然跟这种情况完全不同。
第三个动机，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，和警方、社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博弈（这类人在作案前就自恃有一定智商且因受挫而仇恨社会），作案的成功让他有藐视警方、社会的心理优势，如果警察没有迅速抓到他，在心理上摧毁他的优势，他就会在心理博弈之外，和警方、社会有一个智力上的博弈。他潜伏在黑暗中，看着所有人在忙活却不知道他是谁，躲在哪里，会有一种智商很高和心理上藐视所有人的极大快感。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，只要还没有抓到他，他的这种快感会一直存在。而当他终于被抓到时，智力优势和心理优势都会被摧毁，他已经输了，狡辩、负隅顽抗不仅没有意思，反而暴露出他的脆弱，这种脆弱是他不能接受或承认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犯罪嫌疑人会非常清楚他是什么原因被抓住（因为一直存在博弈，他一直记得），且会痛快地承认（痛快地承认也是表明自己心理上有力量，并不脆弱）。高承勇就是这种情况。
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高承勇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。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！可以佐证的是，作了那么多案，被抓前他还可以呆在白银工业学校的小卖部里，而不是亡命天涯。
正是如此，被抓后，他智力和心理上获取优势的生命走到了尽头，活不下去，因此想自杀来解脱。而自杀不成后，又必须恢复到一种对生命、对情感、对除了他儿子之外的所有人冷血、麻木的状态，来获得心理优势。
像高承勇这类人，平时沉默寡言，对人不理不睬，死一般的平静（所以看上去好像很“老实”），在心理上到底是什么意思？2012年初，我在分析当时还未破获的周克华案件时，曾经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：周克华藏在坟墓边！我这一预测并不荒唐，在心理上非常好理解。因为一个人要残忍地杀人，在不是因愤怒或有仇的情况下，同时要克服自己的死亡恐惧和杀人的心理障碍，在心理上就必须把自己等同于死亡本身。而睡在坟墓边，实际上就是让自己心理上跟死亡在一起，让自己感觉到是制造死亡的人。一个感觉自己是死亡本身或能给别人带来死亡的人，是不会有死亡恐惧和杀人的心理障碍的，他会“心理素质极高”。事后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。
我们几乎没有去想这一点：如果一个人正常情况下都一贯地沉默寡言，死一般的平静，那么，在心理上，跟睡在坟墓边是差不多的。这是一种没有生命活力的表情，正和死亡的状态对应，它隐喻着一个人内心里对死亡（或制造死亡）的亲近甚至渴望。我在考察国内外一些变态杀人狂时，发现皆是如此。而诸如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凶手赵承熙，日本东京街头杀人案凶手加藤智大，还有马加爵，部分也是如此。当初，白银警方曾经描述出了犯罪嫌疑人的特征：内向、抑郁、冷漠，不善交际，孤僻不合群。这一描述是准确的，尽管远远不够。
什么样的性格？
现在我可以给高承勇在心理上是什么人来一个描述：
在性格上，他属于我在我的性格理论中曾经讲过的“强自卑型性格”。拥有这种性格的人，往往因为小时候的家庭环境或个人遭遇，而对这个世界感到自卑、无力。他们保护自己心理的方式，就是对自己进行深度压抑，不敢把自我给亮出来，而撤回到心理结构深处，藏在那儿，以避免受到刺激或打击。所以这类人往往不会和人交往，孤僻，往往不会多说话，沉默寡言，往往不能拥有一些正常的自然情感，比如愤怒、喜悦、悲伤，因为一言一行，一个表情，一种情感，都是对自我的暴露，会威胁到他们心理上的生存。对他们来说，让人看到他们的自我是什么样子，在心理上是灾难性的。
同时，这类人因为心理保护太重，拼命地藏起自我，害怕自我受到刺激或打击，对外界又高度敏感，非常容易用自己的防御心理来解读外界的信息。所以这种性格类型的人，有的很记仇。
这并没有完。藏起自我只是完成了心理保护的第一道程序。一个自卑者是需要获得对外界的心理优势的。驱动他最深远的、停不下来的动力就是克服性格上的自卑的心理动力。正是从这里开始，强自卑型性格的人开始了分化。
有较高智力天赋的人通过创造性这第二道程序，在世界面前获取了心理优势，完成了性格自卑的突破。借助他们的智力和成就，性格上的自卑变成了创造的动力，没有转化为心理上的自卑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弱化了这种性格。很多思想家和科学家走的是这条路。
有的人没有智力上的天赋，很容易开启认命这一道程序。借助“认命”这一合理化机制，他们不需要再去寻找在世界面前的心理优势，很可能就此平庸地走过一生。但如果受到的刺激（比如贫富悬殊下的生存状态的刺激或他人心理上的打击）比较大，认命机制无效，则很可能会释放出他们的破坏性。某些报复社会的人就是如此。
还有的人，内心里自视甚高，但却受挫，于是开始了第二道心理保护程序：仇恨世界。藏起自我只是防御，无以获得心理优势，在内心里仇恨世界则是心理上的进攻，而且越是自视甚高，越感觉受挫对自己的打击大，越会变态地仇恨世界。而因为他们本质自卑，所以，只有弱者才能满足其施虐的快感和力量感。高承勇从性格上完全符合这种规律。
把这个描述总结一下，高承勇在性格和心理上属于这种人：
强自卑型性格，自视甚高，曾经受过心理上很大的挫折，孤僻，冷血，沉默寡言，内心扭曲，仇恨鲜活的生命，对死物具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，具有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所讲的“恋尸癖”的症状，变态地凌辱、毁灭这个世界有生命活力的东西正是他“治疗”自己，获得心理优势的方式。从性格动力和心理规律上，我认为这是对他较为准确的描述，诸如“反社会人格障碍”、“性变态”之类的“砖家话语”，或者是空话废话，或者很不靠谱。
心理上发生了什么？
这样一个人，是怎么变成变态杀人狂魔的？其中的心理逻辑是什么？
我们先来揭穿他的一个谎言。
高承勇被抓后供述说，他第一次作案是因为盗窃被发现才杀人。在这里他说了谎。说谎的心理动机并不是为了说明他一开始没那么坏，而是为了掩盖自己一开始没那么变态。“坏”的道德评价对这类人无效，但“变态”这类心理上是什么人的描述，却是他无法在心理上接受的。事实上，他到现在为止都不会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变态的恶魔。
而从作案手法上，盗窃不成杀人在心理上可以说得通，甚至强奸都可以说得通，但残忍地切开受害人的脖颈却 绝对违背心理规律。这一行为已足以说明，这一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所为，而且有心理上的预谋。在后来的案件中，他这一手法重复出现，更加说明这么干是他的一种“情结”—在此之前，他在心理上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早就有了变态地杀害女性来“治疗”自己的心理谋划，而不是盗窃不成后的一时兴起。
强奸、杀害穿红衣服的、年轻的、漂亮的女性，的确很容易被理解为性变态。但是，这个案子中，以“性变态”作为思考方向却是一个明显的错误。即使我们没有心理分析的相关知识，都应该联想到这一点：红衣服、年轻、漂亮，在心理上代表了一种生命的活力，一种人类美好的东西，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性的暗示。
让我们去看一下，高承勇在年轻时，发生了什么，从而把他在心理上变成了什么人。
我不知道高承勇的童年经历了什么特殊事件（这其实相当重要），据他的堂哥讲，他的成长过程很正常，从小到大没有经历什么大的变故，父母关系也正常，就是一家人都有点内向（高承勇的儿子也很内向）。从家庭出身我们可以判断出，他和很多人一样，经历着贫穷带来的自卑。这是自卑型性格的底色。正是这种底色，使他在高中毕业时，心理上出现了转折了。
高承勇从小学习就很好，这给了他突破自卑背景的智力和心理优势。高中毕业时，他据说考了某校，考上了就是“飞行员”了，但后来没有考上，使他的学历一直显示在“高中”，他也没有就此摆脱那片贫瘠的黄土地。没有考上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他成绩差3分，另一种是他卡在了政审上。
无论怎样，让我们按心理分析的思维，去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他的心理活动。学习好给了他一种摆脱自卑和贫瘠土地背景的底气，而自卑和贫瘠土地的背景，又给他了考上“飞行员”的迫切渴望。所以，事实上，在那个时候，他和自己，和这个世界，已经单方面地签订了一个心理契约：他要出人头地，一举摆脱那种处境，并由此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这种心态绝对是不自然的，充满了情绪的波动，再“内向”的他，心里也绝对不会平静。对于他来说，考上“飞行员”不仅仅是人生命运上从地狱到天堂的变化，而且是一种心理上的救赎，是把他从生存处境上、心理上拽离黑暗。他在那个时候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—好像还挺美好。
但现实是：他没有考上。
我们可以想象，这对高承勇是一个在心理上无法正常地承受的打击。他不仅没有了未来，而且，曾经由“学习好”所支撑的价值感和心理优势也全部葬送。他一定感觉到非常丢脸。考大学，由于那些心理背景，对他来说是一场心理上的巨大赌博，赌输了是不可能像别人一样合理化的，更不可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于是，他会认为这个社会违背了他单方面所签订的那个心理契约，残酷地掐死了他的希望。
于是，他也要掐死别人的希望。一个杀人狂魔，在心理逻辑上，就是从此刻产生。
从心理上，在那个时候，他会有两个变态。
一个变化是更加“内向”，并变得阴沉。高考前，可能是他即使不是唯一一次，也是最没有防御心理地向世界亮出自我的时候。但结果是受到残酷的打击。基于心理保护，他会彻底把自我给藏起来，杜绝它向外界吸收阳光雨露，一直在阴暗的心理结构里浸泡，从而导致心理结构的畸变扭曲。破坏性在这里蓄积了巨大的心理能量。这样一来，他强化了强自卑型性格的那种和世界打交道的模式。
另一个变化是，他在生存上不得不接受作为一个农民或农民工的人生道路时，在心理上，把对世界的恨和报复，当成了一种发泄耻辱、“救赎”自己的人生，确证自己的价值感和力量感的心理出口。但这一点一开始针对的是抽象的世界，并没有明确的对象。我在想，直到他扛着这样一个心理背景，后来可能因为某件事而与穿红衣服的年轻女人联系起来，才把恨和报复聚焦、投射、固着到了年轻女人，尤其是穿红衣服的年轻女人身上。
他的杀人恶行持续多年。直到他儿子考上大学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替他克服当初高考时受挫的心理，以及老了杀人感到吃力后，才开始停手。他对他儿子的“感情”并不仅仅是父子的感情，还有一种把希望投寄在儿子身上的心理。
这样一个恶魔，说他请求捐献器官是良心发现，真是一个拙劣的笑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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